d中文真係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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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果：
【本報訊】無業青年涉嫌強姦前女友案，昨在高等院法續審。 20歲被告馮利明，被控於 08年 4月 2日，強姦 19歲的女事主。女事主昨供稱，事發當日兩人逛街後，被告將她遺留的化妝袋及遊戲機帶到寓所還給她，並藉詞上廁所進入單位內，把她強姦。她稱，被告事後開始無理取鬧，語帶兇惡指摘她經常不理他，又不接他電話，指她「迫佢（被告）咁做」，又稱要「食住」她。被告一邊說一邊穿回褲子，並要她「乖乖地做番佢女友。」
辯方盤問女事主時提及，被告與女事主自 07年 1月拍拖，女事主曾帶被告回家歡好，因為兩人熟睡至天亮，至翌晨女事主母親拍門才驚醒。由於其母撞破，並在衣櫃內發現赤裸的被告，兩人於是改到時鐘酒店歡好。兩人同年 4月分手，關係糾纏，至 08年 2月案發前兩個月，兩人再往時鐘酒店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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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先會「將她的玩具拿回給她……不接他電話、又指她、又「食住」她」係咁她她她.......另外..搞到個案情鬼咁複雜，最後一句「至 08年 2月案發前兩個月」就直情係令人誤會，因為事件係4月發生，佢應該寫「案發前兩個月，即08年2月」、或直接寫08年2月。

仲有「女事主曾帶被告回家歡好，因為兩人熟睡至天亮，至翌晨女事主母親拍門才驚醒。」根本就唔駛「因為」，即使佢想記調係「因此比人發現係屋企訓、先至要去酒店開房」，呢兩個字都係冗贅的，而且不應該用句號分隔「母親拍門才驚醒。由於其母撞破…」，因為件事根本未講完。

唉

今夜維景燈光不燦爛

與不少友人討論過，大都應為政府封維景係正確決定，而其中包括一些理由如：「由於正正是不知疫情的嚴重性，所以更應要採取徹底的措施。」、「一部分人的損失與大部人的利益比較，這種程度的犧牲是必需要的。」我認為這些理由聽來合理，但實非必然。誠如下文所言，政策盤算必應配合實際與相關的論據推行，才會顯得情理兼容、容易取得民眾諒解。事實上我們對病患所知不多，但就可以過度到「所以更應要採取徹底的措施」這點嗎？因為這就如說：「因為我地唔知呢碟飯有冇毒、所以我要徹底消毒先食。」話是沒錯，不過緊張兮兮的氣氛，會觸動更多過敏神經，可能令事情更糟；另外，這種邏輯如推得更廣，就可變成「我唔知你咩病（甚至有冇病），但為安全計我地都可以排拒左你先」，這會造成歧甚至敵視情緒，孤立小眾甚至剝削其利益。當你不為局中人還好，但若你為其中一人，所受之困擾相信不是一句「當放假囉」就可解決（參曾司長之言）。
另，後一理據就是典型的效益主義觀點，在一般的情況是最為大眾接受的。但還是那一句，如果你是其中一分子、或是家人，相信你的豁達就不是那麼容易保持，而所謂損失與利益與潛在的好處，也不是那麼容易比較。
補充一句，我是傾向支持隔離的，而政府的今次的也算是先知先覺的（例如在未有確診前已預留「渡假村」作中心），但在細節與個人權利平衡間，實須慎察其利害，如何能「補償」（我不傾向賠償 — 即係用錢解決，因為易造成壞先例）被隔離者而不致亂，那實是官員們表現其實踐智慧的好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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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流感：在警戒與沉着之間作者﹕蔡子強 2009年5月7日
【明報專訊】勞動節長周末到了外地旅行，在酒店房間收看CNN新聞時，赫然發覺香港又上了新聞榜，今次是豬流感襲港，以及灣仔維景酒店被封。政府反應過度﹖一場豬流感，令全港市面頓時風聲鶴唳，特區政府亦絲毫不敢怠慢，不單嚴陣以待，更在本地發現第一名來自墨西哥的感染者之後，立即施以雷霆手段，隔離了整間維景酒店裏的住客和員工。雖然有人質疑，酒店員工及旅客數百人，無論曾否與墨西哥患者接觸，同樣被隔離7日，是過於嚴苛；也有人提出如果未來感染個案增加，發生在國金中心，甚至政府總部，依同樣一個隔離標準，會否癱瘓了香港；亦有人提出，豬流感離開了墨西哥之後，殺傷力根本與普通流感無異，是否需要施以如此霹靂手段；更有人批評政府反應過度；甚至有人批評這是「政治show」，表演多於實質，政治壓倒公共衛生……但特區政府一於執著到底，寧可做過頭，也不願授人鬆懈廢弛之類的話柄。至今為止，本地的輿論和民情對此普遍受落，或許因為SARS的教訓也實在太過慘重了。政府反應強烈，市民草木皆兵，當然有一定理由，包括官員常掛在口邊的：因此乃新病毒，我們仍未掌握其殺傷力的詳盡數據，人們亦未發展出免疫能力；而亦有很多人把1918年一次大戰期間那一次豬流感拿來相提並論，說造成的死亡估計由2000萬到1億人不等(不同估計彼此間差異頗大)，比起一次大戰造成的死亡人數，還要大得多。但我們必須記住，如今的醫學和公眾衛生水平，與一次大戰時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尤其是當時化學戰、毒氣戰大行其道，令人們呼吸系統飽受削弱。在這個人人都舉腳贊成手段從嚴，「有殺錯無放過」的時勢，筆者又划划逆水，盡盡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為大家提供一些「政治不正確」的反潮流觀點和史實。福特政府的灰頭土臉其實除了1918年那一次之外，33年前，豬流感也曾經重臨人間，不過就較少傳媒提及。當時福特政府處理豬流感的始末，已經成為公共行政學裏的一個經典案例，並曾經被人放進《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cepts and Cases》這本公共行政學的「天書」裏。(但也請大家小心，我手上有這本書的第4和第6版，卻發現這個案例只被收錄進第4版當中，換句話說，即是到後來已被抽走，有興趣自行翻閱的讀者不得不察。)話說1976年2月，於美國新澤西州Fort Dix一個軍營內，一個士兵因流感死亡，很快便出現近200個士兵相繼被感染，出現人傳人徵狀，經化驗後發現與1918年的豬流感病毒相近。有鑑於1918年豬流感肆虐所造成的恐怖結果，當時的福特政府立時如臨大敵，在3月尾匆匆決定實行雷霆手段：在9個月內，為全國2.1億萬人口，不分男女老少，實行規模前所未有的人人防疫注射計劃。經過半年的張羅之後，計劃在10月正式執行，但卻落筆打三更，出閘脫腳，不單一開始便有3名長者在診所接受防疫注射時猝死，雖然調查得出，沒有證據顯示死亡與防疫注射有關，但已經遭傳媒大事炒作。但真正為計劃造成致命一擊的是，在接受注射的人身上，有人出現了Guillain-Barre症候，最後共出現了500多宗併發症，當中有25人死亡，進一步造成公眾恐慌。而最諷刺的是，想像中的豬流感大規模爆發，卻始終未有出現。當時新聞工作者Patrick Di Justo便寫道：「The government had long feared mass panic about swine flu - now they feared mass panic about the swine flu vaccinations。」這提醒我們要小心，有時防疫所造成的恐慌，比起疫症本身病情值得的擔憂，可能更加駭人。在疫情中，應避免過度緊張和歇斯底里。結果在輿論壓力之下，於12月中，即是計劃實行後兩個半月，防疫注射便遭暫緩，到了1977年3月，新上任的卡達政府更把計劃全面擱置。一場原本雷厲風行的防疫行動，頓時成了一個笑柄。更有批評說福特決策時懷有政治動機，是為了自己在大選前贏得足夠政治本錢，才推出如此霹靂手段。1976豬流感留下什麼教訓﹖究竟人們能夠從這場1976豬流感風波中，汲取到什麼公共管治的教訓呢﹖後來，當事人，事發時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負責人David Sencer曾寫過一篇文反省，題為Reflections on the 1976 Swine Flu Vaccination Program，可在疾控中心以下網址找到：http://www.cdc.gov/ncidod/eid/vol12no01/05-1007.htm文中他暗批總統福特當時太過受傳媒、輿論和政治考慮左右，而匆匆作出一個本來更應從醫療專業角度出發的公共衛生決策。他引述，在1976年秋天進行的一項醫學界別內調查Delphi Exercise of Schoenbaum顯示，大部分醫療專家都認為，計劃最理想應集中在25歲以下年輕人中實行，因為他們在流感中最易受感染。Sencer甚至認為福特在最初高姿態處理疫情，助長了輿論中的民粹主義，侵入了本應是公共衛生的專業領域，是一個錯誤。究竟在一個疫症危機中，政治與醫學專業考慮，應該如何取得平衡﹖政府的反應應當恰如其分，多從醫學專業角度出發；還是應該多回應民情，多考慮政治效果﹖曾班子在要提高公眾對公共衛生的警惕之餘，又如何不會讓人們變得神經質甚至歇斯底里﹖這些都是97以來，從禽流感、再到SARS、再到豬流感，遺留給政府一個不曾解決的重大挑戰。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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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旅客滿腹牢騷 副局長夜訪維景試溫 ／李先知 2009年5月7日
【明報專訊】灣仔維景酒店的7日隔離期明日屆滿。若再無新症，香港本可鬆一口氣，可是一眾官員卻因這個「好日子」的到臨而憂心忡忡，深怕一場公眾災難就在面前，理由是酒店住客及一眾職員經過連續7天的被困後，一旦重獲自由，肯定會毫無保留地向外宣泄不滿，何况屆時肯定會有無數的中外記者會在門外等候他們訴苦。這樣一來，今次的疫情極可能會在「一片控訴聲」中暫時落幕。對香港的國際聲譽，當然只會有壞無好。另一個教官員憂心的原因是，多個政府部門人員自上周五首宗甲型H1N1確診後，一再日以繼夜地「應戰」，如今已累極了。正因雙方也到了瀕臨「爆發」的邊緣，曾班子中人正擔心，旅客與處事官員隨時會因一些小事故而鬧出大事情來，特別是一些旅客已開出了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政府日前已向維景旅客發出表格，試圖了解他們有什麼要求，希望能為他們作點補償。政府原先要求旅客在前日及昨日交回表格，好讓中旅社代為安排，但至昨日中午，只得約半數住客表明去向，但過程中，有旅客開出了高價，例如要求政府提供更高星級的酒店，以及要求能乘坐商務客位等等。今日率先會有34名被隔離人士從兩個度假營及醫院獲得「釋放」。官場耳語透風謂，今日大可視為明日酒店「大解放」行動的熱身，以測試社會對被隔離人士訴苦的反應。有官員評估，度假營內「有草地有樹」，活動空間較大，加上位處偏僻，沒有傳媒的追訪「刺激」，營內雖然沒有電視，只有無線上網等設備，但隔離人士的情緒相對較為平靜。然而，政府高層仍不敢掉以輕心，已着負責守營的政府人員要盡量多跟旅客聊天，令他們心情舒暢一點。出來之時，雖不求他們豎起拇指讚政府做得好，但期望他們「少罵點」。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梁卓偉昨晚也悄悄走進維景酒店，探望一班被隔離的旅客。他徒步上上落落走了六七層樓，跟來自廣州、哈爾濱、大連、日韓及英國等地旅客交談，氣氛還算不錯。至少沒人追着梁副局長來責難。官員對於酒店住客的不滿情緒是表示理解的，但對於部分批評卻顯得憤憤不平。曾接載墨西哥男病人到醫院診症之的士司機，指自己之前未有現身，是因為被政府公布之的士乘客人數資料不確所誤導，因當晚車上乘客應是4人，而不是政府對外所說的3人。對此，官員駁斥謂，這個所謂「失誤」其實是因為該名墨西哥病人不知何故，一直隱瞞當日同坐的士者，除了一名兄弟及友人外，原來尚有一名女同行者。直至這名來港參加展覽的墨籍女士也感到不適，並向一名居港墨西哥友人提及自己曾跟患者乘搭同一航班來港，並坐在患者的後面，其後更一同坐的士到市區，接着由該友人轉告墨西哥駐港總領事館，特區政府才知情。另外，對於有的士司機向傳媒投訴，曾致電衛生署求助熱線，但打了兩句鐘也打不通，官員也有一肚苦水，因為原來政府的紀錄顯示，該熱線設立至今從未出現過「爆滿」的情况，按理根本不可能接不上。但當然政府不會公開駁斥這項投訴，官員唯有吞下這隻死貓好了。

練乙錚 - 忘卻六四、懷疑六四、修正六四

練乙錚 - 忘卻六四、懷疑六四、修正六四
2009 年 4 月 9 日信報　　

「若將來的社會主義是威權式的，若政府除了像現在擁有政治權力之外，還擁有經濟權力，若簡單地說，如果我們有的是發達工業加專制主義的話，那麼人類的境況要比原來的壞。」

—— Oscar Wilde，1854-1900，文學家、費邊社會主義者

　 六四事件的新老受益者要從他們的立場撰寫那段歷史，理所當然，所有對一九一七年之後的共產主義運動史稍有認識的人，都不會感到意外。這個主觀意志，在目下中國這個依然是一黨專政國家裏，又是客觀可行的，因為黨不僅控制政治、媒體、出版和交流空間，它還掌控一切專政機器和武裝力量。中國的學術自由不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特別不包括歷史學和政治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和文化部、新聞出版署一樣，組織上受中共中央宣傳部（即中宣部）直接領導，而中宣部的官方定位，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工作的綜合職能部門」（見中宣部網站「主要職能」頁）。如此，歷史學和政治學，必須時刻服從黨的意識形態和宣傳路線、方針、政策、調子。要明白中國二十年來處理六四事件的手法，最好從這個認識開始。
　　六四事件發生後，黨馬上本能地開始了撰寫這段歷史的功夫，那是分好幾個雙重疊的階段來做的：
　　（一）掩蓋：在這個階段，黨做得很公平，它既不許任何有損其聲譽的事實和言論曝光、流傳，它也不主動推銷它想推銷的一套說法，而是對所有有關六四的論述，都一律禁止；這個做法，一直維持了二十年。今年，所有和國內進行文化交流的項目，一不准提西藏，二不准談六四，尤以後者為甚。就西藏問題而言，學界可做一些研究，黨並不擔心此事在國內出現輿論失控，畢竟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二是漢族。但六四不一樣，除了黨的直屬媒體偶爾提及之外，「六四」及有關字眼，地在內地傳媒上徹底消失。這個頭一階段目的，是要讓知道的人遺忘，讓不知道的人繼續不知、不覺。成績是有的；六四前後出生的一代大陸人，都不清楚、無從清楚這回事，很多甚至根本不知道，尤其是在幾個大城市以外廣大地區的年輕人。（原諒那幾位香港大學學生。）
　　（二）開脫：這一步主要是在海外採取的。手法、說法有好幾種，其一是「諒解論」。中國地方大，人口多，窮，不能亂，特別是不能再像文革那樣亂。中國沒有處理群眾騷亂的經驗，沒有橡皮子彈，沒有催淚彈，沒有水龍頭。這些都要諒解。其二是「國際標準論」。基辛格也說過，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容忍首都廣場被示威者長期佔領。西方民主國家也有軍警屠殺學生，如美國的肯特州州立大學事件。其三是「代數和論」。鎮壓換來二十年經濟增長奇蹟，就算殺了人，正負值相加，無疑還是正數，值得。
　　（三）種疑：目標人士或怯於權力、或出於忠心、或迷於利益，對六四印象模糊、感覺鈍化之後，各種懷疑論便出台了。沒有資料啊，尤其在海外，如何判斷真相呢？會不會是美國中情局幕後策劃的呢？學生是否過激呢？六四運動的領導為什麼都逃到西方去呢？他們不是「走佬」的懦夫嗎？為什麼坦克壓過之後的死者還有人形？死者是否解放軍的多？大家要注意的是，這些懷疑論，都是有利於黨的懷疑；所有提出此等懷疑論的人，不會想到一點：如果黨不一直封鎖真相或真相的調查，根本不必那麼多的懷疑。
　　（四）修正：遺忘得差不多了，懷疑得差不多了，便開始推出對六四的修正主義。這也可以分兩步走，先是「反思」。猜想無資料，空談無結果，示威耗精力，不如反思六四。反思六四的什麼呢？什麼都可以，只要向前看，不要糾纏過去。這種反思，曾鈺成月前有關講話是典型，作用是掃除思想障礙，把路鋪平。跟著，提出黨版六四事件真相。國家強大了，人民歸順了，外人都來朝貢了，走出這積極的一步也安全了，黨版真相內容一定很豐富，甚至還可大方講出真正死亡人數，反正被殺者愈多，往後愈有威懾力。走完這一步，撰寫六四歷史才算大功告成。
　　掩蓋和開脫是被動的、防守的，種疑和修正是主動的、出擊的。掩蓋和開脫，二十年來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程序大體上進入種疑和修正階段。分水嶺大概在○四年和今年之間。大家看看兩次官方對外談及六四的分別便可領會。
　　○四年三月兩會期間，溫總答記者問有關六四事，《新華網》發的標題是「溫家寶答６．４風波：團結穩定比什麼都重要」，內容雖無新意，避重就輕只談前後、不談中間，但態度還算比較穩重、低調、有耐性。今年兩會期間，同一個問題，由有「中國第一新聞官」之稱的趙啟正作答，這次官方新聞稿的標題是「趙啟正直面六四風波提問」，文章記述當時情況：「當美國之音記者不懷好意地問及六四風波的定性問題時，趙啟正在幽默機智的談笑風生中化解」。○註 這是十分自信、進取的態度，否則不能在此等事情上嬉皮笑臉，說話瀟灑、幽默。
　　註：兩篇講話分別見○四年三月十五日《新華網》和○九年三月二日《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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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歷史根本沒有真相可信？我們到底執著什麼？
如果歷史只有詮釋的真相？我們應該害怕些什麼？

當書寫的歷史取代個人判斷，當怠惰的思維取代判斷的意氣，我們還望能求取什麼呢？

哎……

Bergman, I. 天命暗流展

"With all the unbridled hungerof a child, i have thrown mysel on my medium and tirelessly, in a kind of rage, conveyed dreams, exxperiences of the senses, fantasies, fits of madness, neurosis, battles of faith and pure lies. My hungers has constantly been new."

"Who says you're not supposed to make noise, tear down barriers, till at windmills, send rockets to the moon, be shaken by visions, play with explosives and cut flesh off oneself and others? Why shouldn't one frighten film producers? It is part of their job to be afraid; they paid for their ulcers."

"My work is to manage texts and work schedules. I make sure that days should not seem all too meaningless. I am never private. I observe, register, amke statements, control. i am the vicarious eye and ear of the actor. i make suggestions, i entice, i encourage or discourage. I am not spontaneous, i entice, i encourage or discourage. I am not spontaneous, impulsive or participatory. It just seems that way. If i were to lift the mask for a moment and say what i really feel, my colleagues would turn against me, tear me to pieces and throw me out of the window."

孫明揚應該改一下他的麻雀戰法了！ - 馬家輝

文首有點失控飾詞之感，但後來愈寫愈好，論點出曬來，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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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6 港聞 筆陣 By 馬家輝 2009-01-13 標示關鍵字
孫明揚應該改一下他的麻雀戰法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孫明揚用「微調」和「fine-tune」詞彙描述他的教學語言政策，顯然是徹頭徹尾的掩耳盜鈴，從今之後，小學國文科教師在學生講解「掩耳盜鈴」這個四字成語時，不愁沒有與時俱進的引證事例了。
孫先生之所謂「微調」或「fine-tune」，如坊間所一致公認，根本既不微也不fine，而是毅然猛然地把研究了10 年然後又施行了10 年的所謂「母語教學政策」一手推倒，硬把金剛怒吼說成和風細雨，純粹自欺欺人。在擔任教育局長以前，孫先生的其中一項公餘嗜好是打麻雀，有不少跟他在竹戰桌上交過手的商界朋友早已踢爆，孫明揚最喜歡的麻雀戰術是扮豬食老虎，亦即廣東話所謂「揼雞」，明明在做清一色三辣單吊一筒，卻企圖出口術以誤導對手，不斷自言自語表示「仍未夠章」甚至「已經棄糊」；箇中蠱惑，跟是次教改手法如出一轍，明明是大動作大事件，卻說成只是「微你個調」和「fine 你個tune」，性質簡直類似「語言詐騙」。做人老實與否，從牌品之上已足見知著，香港特區的民間智慧常說「品牌唔好即係人品唔好」，絕非無稽。
當然，這絕對不是特區高官首次「語言詐騙」。記不記得許仕仁之談西九？剛開始時只給香港市民「三選一」，明是化繁為簡，暗是利益輸送，不僅令港人嘩然，連西方傳媒亦批評此事絕不尋常。結果在民意沸騰下，重新規劃，推倒重來，但許仕仁在記者會上偏偏嘴硬堅稱「不是推倒重來，只是整裝上馬」，睜着眼睛說瞎話，替政府誠信大大減分； 從那一秒鐘起，特區政府失去的不僅是民心，更是信用。
然而話說回來，有過能改，知錯能改，倒非什麼壞事，這總比明知道錯了仍要死硬堅持好得多。如果有助破除所謂「母語教學政策」的荒謬框框，隨你怎麼叫，都可以，正如莎士比亞所指，一朵玫瑰不管你叫它做什麼仍是香的， 微調就微調吧， fine-tune 就fine-tune 吧，隨便你，反正香港有的是言論自由，政府高官亦有他的公民權。
所謂「母語教學政策」啟動於1998 年，但政策根源卻早於1981 年已經現身，當時有幾十位來自英美德澳的教育專家來港匆匆一行，走馬看花地「研究」了幾天，然後便於翌年發表報告書對香港的長遠教育政策提出建議，其中有一句指明， 「在其他因素沒有分別的情况下，母語是教學的最佳語言」，可是，正如由高官轉型為名嘴的王永平先生在回憶錄內所精準指出，該報告書的政策建議重點其實是，只在小學完全採用母語教學，到了中一，改為「推動真正的兩種語言政策」，務令學生雙語並重、中西兼通。
可惜這項政策重點到了1984 年的《第一號報告書》被閹割了。當時的教統會主席楊紫芝是醫學權威，亦是愛國勇將，根正苗紅，於其治下， 「兩種語言政策」被簡化為突出母語教學，箇中思路，非常切合中英談判過渡期的「非殖民化」大氣候，而其繼任者更是一個比一個搶着表現愛國、一個比一個更積極於視「教育回歸」為表功戰場，以求於回歸後攫取更高的官階爵位，英國殖民者何其精明，看在眼裏，笑在心裏，袖手旁觀甚至稍稍煽風點火，放任官迷華人胡作非為，於是，像滾雪球般，母語教學由一種「理想」快速轉變為一項「政策」，雷厲風行，燒鐵煉鋼，令本來處處充滿生機自主、靈活彈性的特區教育生態於回歸後被硬生生地套進一個劃地自限的語言政策大框框裏，英中中中，一刀切割；上車落車，架牀疊屋；基準評核，內耗折騰，全城老師家長人仰馬翻，學生更統統慘變「人肉教育罐頭」，品管失效，流弊至今。
外國專家顧問報告不是指明「母語是教學的最佳語言」嗎？推動母語教學，豈不符合洋人理論？將之說成「為了表現愛國」，豈不是替官迷華人戴大帽子？
請看清楚上面所引文字，別忘了在「母語是教學的最佳語言」前面，尚有一句可圈可點的「在其他因素沒有分別的情况下」。香港向來是國際都會，殖民已久，無論從民心傾向到現實取向，皆視英語為最關鍵的社會文化資源，說難聽，這叫做「崇洋」；說好聽，這叫做「務實」，即使於回歸之後，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亦應保持這種優勢和地位，不可承擔任何退步的政策風險。這便是極重要的「其他因素」，在沒有良方把社會風氣改弦易轍、把香港定位改方換向以前，貿然大張旗鼓地推動所謂「母語教學政策」，甚至不惜把學校和學生硬切成中英兩半，肯定是「冒進主義」，用全港師生家長的血淚作為官迷華人的冒升階梯。梁錦松曾做教統會主席，他在任內所推動的教改大躍進，其錯之深，其實遠超於所謂「偷步買車」；其餘歷任教育高官，或推波助瀾，或助紂為虐，當然皆屬共犯。
好了，如今有了孫明揚的「微調方案」，以微為名，以巨為實，一手推掉了中英分校的傻瓜金剛罩，儘管在「分時」和「分科」的操作條件下，仍有可能製造出另一種所謂標籤效應，但後者的穿透性和靈活度，終究比前者的中英二分更具人性和更符合現實。
孫明揚用的「微調」二字，雖屬詐騙，但方案裏所強調的「彈性」二字，卻甚值得教改有心人記之取之用之重之。
換個角度看， 「彈性」的另一種說法就是「自主」，中英分校的宏觀大框框去除了， 「分時」和「分科」會否成為另一種框框，在這方案下，非常視乎各校師生家長如何取捨運用。任何社會，任何政策，標籤總是有的，問題只在於到底有什麼標籤和如何在標籤之間穿越遊走。
我們其實期許孫明揚更老實一些，希望他拍拍胸脯、摸摸鬍子，乾脆向社會大眾承認母語教學政策之死，香港特區從此採用的是自主政策、雙語政策、靈活政策。這樣，才是「食三辣」之道，名正言順，光明正大，孫明揚的麻雀戰法，早就應該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