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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7日星期四

甲子滄桑之簡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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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新聞的甲子滄桑系列,今日介紹簡化字的歷史原由。

能在十年內掃除三億文盲,當然是豐功偉積,然而是否全然是文字改革的功勞,還是經濟、教育發展的共同和周邊成效,卻值存疑。

故事提到,兩次的簡化改革,當中有不少缺乏理據的改動,甚或有一些是基於政治因素的改動 - 例如鄧字的簡化,原來是因為配合鄧小平的簽名習慣 - 這些都足讓珍惜中國文化的人宛惜慨嘆……

走向世界文字既拼音方向……這簡直是把中文的獨特能與其哲理性抺殺之舉,理論理據可見陳雲(1)、關子尹教授(2)的文章,簡單理解,中文本為象形為本,再輔假借、擬聲等等(3),漸漸發展成現今模樣,忽要連根拔起,沒有允分的理論因由,只因多快好省的實利因素,卻沒想長遠的文化承傳已深受其害。

錯而不改,叫做「約定俗成」,也許,我們只能寄望文字如有機體生命般,有一種系統的內在統一與增生修補功能,能在自然淘汰過程裡,不至劣文淘良文,最終使繁體中文重尋活力 - 不過在簡體中文的難以對抗的絕對量下,相信這只會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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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陳雲反對簡體字,可見文章《簡筆》,轉借:
http://www.facebook.com/topic.php?uid=146181570006&topic=8464

註2:關教授關於母語作育的文章,雖非關繁、簡之辯,仍值一讀再讀,以助理解一種文字非僅為工具意義,實包含陶鑄人文之大用。

語文作育,國之大事—-現代德語的滄桑對漢語未來的啟示:
http://www.cuhkalumniconcern.com/?p=61

別在語言迷宮裡迷路——語文規劃與語文作育的再議: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67480

另外兩篇關於中文特殊性的文章:
1.寓抽象於具體──漢語古文字中的哲學工夫
2.從洪堡特語言哲學看漢語和漢字的意義建構

註3:見〈說文解字序〉,許慎:「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見:http://www.chinapage.com/big5/prose/spea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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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9日星期三

there is no truth but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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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新疆新聞辦「扮」了一個記者會,引起香港新聞界強烈不滿。

「我的調查結果就是這樣。」侯 。

似乎這樣就能把對話終結,似乎小看了香港記者吧?一個政府把傳媒當成宣傳工具,才會把如此的「宣讀」一份聲明,完全不把新聞工作者求真與公義的責任當一回事。

為什麼會認為這樣的低層次的統戰思維到今日還可行呢?

今天無論資訊流通及人權意識的發展,都很難把真相掩蓋、歪曲甚至到無中生有的地步,所以愈解愈宭的情況住住更容易出現。今次新疆當局的指鹿為馬方法粗暴易見,手法粗糙、無是生非,我是不明白這樣做的動機是為何,而且,如果他們是預計不到今次會釀成香港方面這樣的反應,那就是手段拙劣與天真的表現,單從這點,王泉山就應被炒了!

很多時我都不希望尼采的話是真的,即使,他看的如何透徹……

「沒有真相,只有解釋、或對真相的解釋。」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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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8日星期五

兩件事是一回事

放下工作到青海走走,想感受海拔達三千三百米的神聖青海湖,舒坦一下身心;自然環境總有一種讓人釋然的能力,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利益與政治問題,無論環境如何都未能令人放下。


兩種佔領、一種邏輯

青海湖面積廣大,從每一個角度望去也是美景處處,可是政府就偏偏不把這種自然景色自然保留,忽在湖邊一段劃定為風景區,聚隻一些商品食肆招倈本不為過,然而要近距離接近聖湖,就要買票進入風景區,要到對面的沙島又要再買船票。

不甘被規定位置觀賞湖色,唯有多走些路,找個劃定區外的民宿入住,一樣可以徒步到湖旁。一宿過後,晨早起床看日出,在湖旁看見一個石碑,用不甚自然的雲石上刻著青海湖三字,另用紅漆草草寫上二零零七年,雖不甚好看,但遊人還是自然地作到此一遊式合照;合照過後才發現不遠處竪立著一木條,上寫有油漆己然剝落五個大字:照相三塊錢。在雄奇的大自然環景下看見這小家子土霸生意,五個大字忽然與了小狗撒尿霸地盤變成同義。

晨光現起,正打道回府,忽一藏民邊喊邊走來、邊走還要拿起一塊石頭,大叫快給三塊錢,我止住腳步與他理論,問:「湖是你的嗎?」他說:「湖不是我的,但石碑是我的,快給三塊!」朋人按捺不住,大叫要找公安來,藏民反過來問我們是否要欺負他;多言無謂,唯有拋下一句電影對白 — 「你係度等我!我搵公安來!」 — 就逃之夭夭。

走著,赫然發現,這兩種行為背後的邏輯都是一樣的,不過是規模大小的問題。


漢人司機、藏人鄉長

地緣政治決定生活,無論高度發展的香港還是靠山食靠水食水的青海湖也是一樣。離開當日,在馬路上遇到拉客包車司機,談好條件,就開車回民宿拿背包轉戰他方,不料到馬路入口,忽還上一幫當地藏民堵塞出入口;交涉不果,唯有車阻落地行,徒步回店拿背包離開,可憐一班杭州客,車子堵在門口交涉半個小時也不得要領。

跳回車上,司機嚕囌著剛才的藏民駡他不合作,追問之下,原來那位正是青海湖某鄉鄉長,他們當日正開始一個堵塞行動,為的,正是要把「遊客」推到風景區入住。原來當地的鄉長本來是由鄉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所以向來鄉長就算德不夠高、民望也重(這點比香港強多了!),然而最近卻取消選舉鄉長、由省長官指定鄉長人選(據說十萬就可以撈個青海湖鄉長來做了!);鄉長其一職責就是分配鄉民的謀生隊伍事務,其中包車司機分為五組人,當中一組主要由土生土長漢人組成,也許是漢人性格比較勤快使然,他們賺的錢也就較其他組多,惹來其他藏人不滿,指他們到處拉客、不聽話不把客人帶到風景區入住(因為這樣鄉長就拿不到回佣了!),所以他們就組織起其他人堵塞其他民宿、旅店馬路口,不讓人入住、也不讓人離開,來個一拍兩散!

同行的政治系講師友人把事件理解成漢藏衝突的歷史互動,我卻沒有想到這麼複雜(或日深入),因為在大陸這是普通不過的事,並非特殊的地緣政治事件;這應該不是種族主義的問題,而是經濟利益角力的問題;在一個經濟發展如此急激的社會,人們的注意力都放在利益之上,所謂種族問題很多時也是一種旗幟多於真實問題所在;漢人與藏人本非什麼世仇,在漢藏問題還未真正成為民族矛盾前,實不宜取這樣的視角去把問題「深化」,我這樣對朋友表達想法。

中國的眾多社會問題中,貪污是根源,然後從惡生惡,生出欺壓、隱瞞、公器私用等問題,由於沒有獨立的制衡機關,對貪腐的制衡力諷刺地來自於不同的貪團間的力益衝突 — 就如黑社會間的地盤角力,可是如果一個地方由某一利益團體一統天下、或是某地利益的絕對量(absolute magnitude)不足,制衡「機制」就自然失效。所以,即使中央有「抽象的」最高權力去管事件,真的落手落腳去抓問題時,還是會顯得無能為力 — 你看豆腐渣說要查還是查出個沒有人要負責就明白了。

所以,當連司機德明都說香港有廉政公署很重要(他年青時曾到珠海「闖一闖」,可見廉記的威名遍及珠三角地區也!),也就說明,不必學者告訴我們,也知道一個地方要改善貪污問題,一個獨立的制衡機關是多麼的重要。大陸一天沒有類似的機關當局出現,貪腐情況也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2009年5月7日星期四

今夜維景燈光不燦爛

與不少友人討論過,大都應為政府封維景係正確決定,而其中包括一些理由如:「由於正正是不知疫情的嚴重性,所以更應要採取徹底的措施。」、「一部分人的損失與大部人的利益比較,這種程度的犧牲是必需要的。」我認為這些理由聽來合理,但實非必然。誠如下文所言,政策盤算必應配合實際與相關的論據推行,才會顯得情理兼容、容易取得民眾諒解。事實上我們對病患所知不多,但就可以過度到「所以更應要採取徹底的措施」這點嗎?因為這就如說:「因為我地唔知呢碟飯有冇毒、所以我要徹底消毒先食。」話是沒錯,不過緊張兮兮的氣氛,會觸動更多過敏神經,可能令事情更糟;另外,這種邏輯如推得更廣,就可變成「我唔知你咩病(甚至有冇病),但為安全計我地都可以排拒左你先」,這會造成歧甚至敵視情緒,孤立小眾甚至剝削其利益。當你不為局中人還好,但若你為其中一人,所受之困擾相信不是一句「當放假囉」就可解決(參曾司長之言)。
另,後一理據就是典型的效益主義觀點,在一般的情況是最為大眾接受的。但還是那一句,如果你是其中一分子、或是家人,相信你的豁達就不是那麼容易保持,而所謂損失與利益與潛在的好處,也不是那麼容易比較。
補充一句,我是傾向支持隔離的,而政府的今次的也算是先知先覺的(例如在未有確診前已預留「渡假村」作中心),但在細節與個人權利平衡間,實須慎察其利害,如何能「補償」(我不傾向賠償 — 即係用錢解決,因為易造成壞先例)被隔離者而不致亂,那實是官員們表現其實踐智慧的好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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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流感:在警戒與沉着之間作者﹕蔡子強 2009年5月7日
【明報專訊】勞動節長周末到了外地旅行,在酒店房間收看CNN新聞時,赫然發覺香港又上了新聞榜,今次是豬流感襲港,以及灣仔維景酒店被封。政府反應過度﹖一場豬流感,令全港市面頓時風聲鶴唳,特區政府亦絲毫不敢怠慢,不單嚴陣以待,更在本地發現第一名來自墨西哥的感染者之後,立即施以雷霆手段,隔離了整間維景酒店裏的住客和員工。雖然有人質疑,酒店員工及旅客數百人,無論曾否與墨西哥患者接觸,同樣被隔離7日,是過於嚴苛;也有人提出如果未來感染個案增加,發生在國金中心,甚至政府總部,依同樣一個隔離標準,會否癱瘓了香港;亦有人提出,豬流感離開了墨西哥之後,殺傷力根本與普通流感無異,是否需要施以如此霹靂手段;更有人批評政府反應過度;甚至有人批評這是「政治show」,表演多於實質,政治壓倒公共衛生……但特區政府一於執著到底,寧可做過頭,也不願授人鬆懈廢弛之類的話柄。至今為止,本地的輿論和民情對此普遍受落,或許因為SARS的教訓也實在太過慘重了。政府反應強烈,市民草木皆兵,當然有一定理由,包括官員常掛在口邊的:因此乃新病毒,我們仍未掌握其殺傷力的詳盡數據,人們亦未發展出免疫能力;而亦有很多人把1918年一次大戰期間那一次豬流感拿來相提並論,說造成的死亡估計由2000萬到1億人不等(不同估計彼此間差異頗大),比起一次大戰造成的死亡人數,還要大得多。但我們必須記住,如今的醫學和公眾衛生水平,與一次大戰時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尤其是當時化學戰、毒氣戰大行其道,令人們呼吸系統飽受削弱。在這個人人都舉腳贊成手段從嚴,「有殺錯無放過」的時勢,筆者又划划逆水,盡盡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為大家提供一些「政治不正確」的反潮流觀點和史實。福特政府的灰頭土臉其實除了1918年那一次之外,33年前,豬流感也曾經重臨人間,不過就較少傳媒提及。當時福特政府處理豬流感的始末,已經成為公共行政學裏的一個經典案例,並曾經被人放進《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cepts and Cases》這本公共行政學的「天書」裏。(但也請大家小心,我手上有這本書的第4和第6版,卻發現這個案例只被收錄進第4版當中,換句話說,即是到後來已被抽走,有興趣自行翻閱的讀者不得不察。)話說1976年2月,於美國新澤西州Fort Dix一個軍營內,一個士兵因流感死亡,很快便出現近200個士兵相繼被感染,出現人傳人徵狀,經化驗後發現與1918年的豬流感病毒相近。有鑑於1918年豬流感肆虐所造成的恐怖結果,當時的福特政府立時如臨大敵,在3月尾匆匆決定實行雷霆手段:在9個月內,為全國2.1億萬人口,不分男女老少,實行規模前所未有的人人防疫注射計劃。經過半年的張羅之後,計劃在10月正式執行,但卻落筆打三更,出閘脫腳,不單一開始便有3名長者在診所接受防疫注射時猝死,雖然調查得出,沒有證據顯示死亡與防疫注射有關,但已經遭傳媒大事炒作。但真正為計劃造成致命一擊的是,在接受注射的人身上,有人出現了Guillain-Barre症候,最後共出現了500多宗併發症,當中有25人死亡,進一步造成公眾恐慌。而最諷刺的是,想像中的豬流感大規模爆發,卻始終未有出現。當時新聞工作者Patrick Di Justo便寫道:「The government had long feared mass panic about swine flu - now they feared mass panic about the swine flu vaccinations。」這提醒我們要小心,有時防疫所造成的恐慌,比起疫症本身病情值得的擔憂,可能更加駭人。在疫情中,應避免過度緊張和歇斯底里。結果在輿論壓力之下,於12月中,即是計劃實行後兩個半月,防疫注射便遭暫緩,到了1977年3月,新上任的卡達政府更把計劃全面擱置。一場原本雷厲風行的防疫行動,頓時成了一個笑柄。更有批評說福特決策時懷有政治動機,是為了自己在大選前贏得足夠政治本錢,才推出如此霹靂手段。1976豬流感留下什麼教訓﹖究竟人們能夠從這場1976豬流感風波中,汲取到什麼公共管治的教訓呢﹖後來,當事人,事發時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負責人David Sencer曾寫過一篇文反省,題為Reflections on the 1976 Swine Flu Vaccination Program,可在疾控中心以下網址找到:http://www.cdc.gov/ncidod/eid/vol12no01/05-1007.htm文中他暗批總統福特當時太過受傳媒、輿論和政治考慮左右,而匆匆作出一個本來更應從醫療專業角度出發的公共衛生決策。他引述,在1976年秋天進行的一項醫學界別內調查Delphi Exercise of Schoenbaum顯示,大部分醫療專家都認為,計劃最理想應集中在25歲以下年輕人中實行,因為他們在流感中最易受感染。Sencer甚至認為福特在最初高姿態處理疫情,助長了輿論中的民粹主義,侵入了本應是公共衛生的專業領域,是一個錯誤。究竟在一個疫症危機中,政治與醫學專業考慮,應該如何取得平衡﹖政府的反應應當恰如其分,多從醫學專業角度出發;還是應該多回應民情,多考慮政治效果﹖曾班子在要提高公眾對公共衛生的警惕之餘,又如何不會讓人們變得神經質甚至歇斯底里﹖這些都是97以來,從禽流感、再到SARS、再到豬流感,遺留給政府一個不曾解決的重大挑戰。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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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旅客滿腹牢騷 副局長夜訪維景試溫 /李先知 2009年5月7日
【明報專訊】灣仔維景酒店的7日隔離期明日屆滿。若再無新症,香港本可鬆一口氣,可是一眾官員卻因這個「好日子」的到臨而憂心忡忡,深怕一場公眾災難就在面前,理由是酒店住客及一眾職員經過連續7天的被困後,一旦重獲自由,肯定會毫無保留地向外宣泄不滿,何况屆時肯定會有無數的中外記者會在門外等候他們訴苦。這樣一來,今次的疫情極可能會在「一片控訴聲」中暫時落幕。對香港的國際聲譽,當然只會有壞無好。另一個教官員憂心的原因是,多個政府部門人員自上周五首宗甲型H1N1確診後,一再日以繼夜地「應戰」,如今已累極了。正因雙方也到了瀕臨「爆發」的邊緣,曾班子中人正擔心,旅客與處事官員隨時會因一些小事故而鬧出大事情來,特別是一些旅客已開出了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政府日前已向維景旅客發出表格,試圖了解他們有什麼要求,希望能為他們作點補償。政府原先要求旅客在前日及昨日交回表格,好讓中旅社代為安排,但至昨日中午,只得約半數住客表明去向,但過程中,有旅客開出了高價,例如要求政府提供更高星級的酒店,以及要求能乘坐商務客位等等。今日率先會有34名被隔離人士從兩個度假營及醫院獲得「釋放」。官場耳語透風謂,今日大可視為明日酒店「大解放」行動的熱身,以測試社會對被隔離人士訴苦的反應。有官員評估,度假營內「有草地有樹」,活動空間較大,加上位處偏僻,沒有傳媒的追訪「刺激」,營內雖然沒有電視,只有無線上網等設備,但隔離人士的情緒相對較為平靜。然而,政府高層仍不敢掉以輕心,已着負責守營的政府人員要盡量多跟旅客聊天,令他們心情舒暢一點。出來之時,雖不求他們豎起拇指讚政府做得好,但期望他們「少罵點」。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梁卓偉昨晚也悄悄走進維景酒店,探望一班被隔離的旅客。他徒步上上落落走了六七層樓,跟來自廣州、哈爾濱、大連、日韓及英國等地旅客交談,氣氛還算不錯。至少沒人追着梁副局長來責難。官員對於酒店住客的不滿情緒是表示理解的,但對於部分批評卻顯得憤憤不平。曾接載墨西哥男病人到醫院診症之的士司機,指自己之前未有現身,是因為被政府公布之的士乘客人數資料不確所誤導,因當晚車上乘客應是4人,而不是政府對外所說的3人。對此,官員駁斥謂,這個所謂「失誤」其實是因為該名墨西哥病人不知何故,一直隱瞞當日同坐的士者,除了一名兄弟及友人外,原來尚有一名女同行者。直至這名來港參加展覽的墨籍女士也感到不適,並向一名居港墨西哥友人提及自己曾跟患者乘搭同一航班來港,並坐在患者的後面,其後更一同坐的士到市區,接着由該友人轉告墨西哥駐港總領事館,特區政府才知情。另外,對於有的士司機向傳媒投訴,曾致電衛生署求助熱線,但打了兩句鐘也打不通,官員也有一肚苦水,因為原來政府的紀錄顯示,該熱線設立至今從未出現過「爆滿」的情况,按理根本不可能接不上。但當然政府不會公開駁斥這項投訴,官員唯有吞下這隻死貓好了。

2009年4月30日星期四

我們應多謝陳同學

陳一諤同學在港大六四論壇裡「誤中」地雷,第二天遭傳媒口誅筆伐,說他形容柴玲為「走佬學生領袖」,又把屠城責任推諉學生領袖云云,實在悲壯。

要為陳同學平反嗎?

何如悲壯?先談悲者,因為當日陳同學不過是「引用」同學「啊david」的說話(可參考youtube),無心插抑下由引用者成為創始人,成為其所不願之傳媒明星(同學已經話唔再公開談事件了- 不過咁點解仲要做會長呢?),實屬悲劇;再談壯者,無論他是否在為中共謢航,他這一著實在為六四二十周年作了興波作浪之效,可惜,但這種「自爆」之舉,也許並非中共所願見(其由可參練乙錚《忘卻六四、懷疑六四、修正六四》一文)。

陳同學在港大的六四論壇那天「站出」傳媒舞台,頓時使「隱形左仔」之稱變成自相矛盾之詞 -當成輿論專稱時又何隱形之有?然而人氣升降住住非從人願,自始網上不斷有「網友」要求他道歉甚至下台,另一方面亦有不少同學「力撐」陳同學,認為他有獨立思考的精神與不畏批評的勇氣,忽然間大學生論政氣氛熾熱起來,志士同仁立時揭竿起義,快辨多個簽名、公投活動,決定學生會六四官方立場、陳同學學生會長席仕途等等。

不要中計,不要濫公投

學生會活動行情淡薄本非新鮮事,港大這次來個六四公投有二千多同學投票,單從「搞活動」角度看應已是難能可貴,可惜的是設定這個公投,在想法上本身就有問題。學生會是每年有不同政見的同學組織出來,理論上其立場應為每屆同學自行決定,即使真有所謂左左右右前前後後的先在政治背景也好,如果學生會成功當選,當屆同學也應打死無怨,最多出現重大問題時,再由其他同學根據章則、公投推翻結果,甚或另組反對黨、遊擊隊之類者以公民抗命方式去挑戰對方吧。

這個公投本身設定要為以後學生會對六四立場定調,並幸運的得以通過(不要以為真是理所當然啊!),結果雖讓人欣慰,但不代學生會的行動值得讚賞。公投結果為什麼就可以成為「以後的」學生會對六四事件的「永久立場」呢?第一,不應該由這一代的學生會幹事和學生們為後人作「定論」,每代人自身應有其時代之「公論」,及自身評斷的權利,這個投票的結果即使不是絕對不可改的(例如以後同學也可再投票推翻結果),但也不應先在地為以後學生會定位立綱,這本身就違反民主精神。第二,公投本身就是中了計,讓人可趁機質疑學生會對自身立場搖擺不定、或是可由「一人」為所欲為- 他們「上莊」(組閣上任)時不是已經對此下立場,並得同學投票支持嗎?即使現在會長意見不同,其他成員只須劃清界線、癱瘓其功能即可,何需重申當初立場、甚至劃蛇添足「搞大佢」呢?

很記得以前學生組織流行一句話:「我雖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會誓死保護你發言的權利。」投票雖然看來民主,但往往也具抹殺少數(或沉默的大多數)意見的效果,所以非到緊要關頭,公投未必需要推行,即使是有人大放厥詞,也應是事後撻伐,不是事前禁絕。

因此,從尊重民主機制、和言論自由意義看,公投是否要罷免學生會長屬合理、公投學生會「以後」的立場則屬無謂、甚至「過界」。

我們應多謝陳同學嗎?

其實換個角度看,我們應多謝陳一謣同學。為什麼?因為他為六四二十周年造勢,應鼓動了不少本身對六四未必有興趣的同學,會嘗試去理解、去感受、去判斷這一件「事」。觀乎網上有不少同學聲言會參加六四晚會,想多了解和反思關於當年學運種種,單從效果論,華叔就應該多謝陳同學了!所以陳同學是否「隱形戰機」或乜乜物物,其實我們實不必太在意,因為一個懂「獨立理考」(禁不住引用陳同學口頭彈)的人,只會衡量那人言論中「道理」成分,而不是因為他的「懷疑背景」就判其對錯。但我們擔心的,正正是某些同學顯現出來的態度,既不見得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亦不見得具備判斷是非所需的心力。

例如有些同學遇上例如「那天天安門是否真有人死亡?」、「即使真有人死於軍人槍火下,是否應該被稱為屠城?」之類的「經典問題」時,愛所謂「獨立思考」的同學就一頭裁進辯論裡,討論屠城的「定義」,細心分析照片的真偽(例如港大論壇就有同學舉出經典的「肉餅論」來質疑一番),其實是見樹不見林、迷於支節而失大義;而乏心乏力的就愛說「那時我們還未出生,不敢說」、「事件太多疑點了,現在難以判斷」云云,那不外是習慣性思維怠惰、反射式明哲保身。這些思考模式、比起現今大學生語文水平低下更應讓人憂心,因為能力提升易、心態改易難;思考習慣鑽牛角尖、或是心態反射性保持「安全距離」,往後容為人利用、成為文化打手,或是無意識犬儒、成為強權奴僕。

要使得這些習性轉變,需要的並非大量的說教,而是要透過一些衝擊人心的事情、或是由一些人扮演(或真演)悲劇角色,化作被公審的刺蝟,提供刺激反思的補充劑,從這角度看,除了華叔外,我們也應二度感激陳同學了!

220409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多謝陳一謣同學 ver.1

<多謝陳一謣同學>

我們應多謝陳一謣同學,為什麼?因為他為六四二十周年造勢,應鼓動了不少本身對六四未必有興趣的同學,會嘗試去理解、去感受、去判斷這一件「事」。只從這效果論,華叔就應該多謝陳同學了!

要為陳同學平反,嗎?

近年港大出了兩個傳媒明星,一男一女,一個支持藏獨,一個提倡「獨立思考」、正名六四為「鎮壓」,兩位都踏在政治綱線上,各有粉絲與敵人。

陳同學在一個論壇裡「誤中」地雷,第二天遭傳媒口誅筆伐,說他形容柴玲為「走佬學生領袖」,又把屠城責任推諉學生領袖云云,實在悲壯。何悲何壯者也?先談悲者,因為陳同學不過是犯了一般人也會犯的思考問題,這令人「誤會了」他的本意,這大可抵賴錯不在他,應怪香港教育失敗;再談壯者,無論他是否在為中共謢航,他這一著實在為六四二十周年作了興波作浪之效,可惜,但這種「自爆」之舉,也許並非中共所願見(其由可參練乙錚《忘卻六四、懷疑六四、修正六四》中「掩蓋」一段)。

其實當日的的「走佬學生領袖論」不是由陳同學原創之作,而是一位david同學(陳同學親切稱呼,應該不會錯吧?)提問時,對有學生領袖未到最後一刻就「逃走」感到痛心,而陳同學就「引用」以作回應。他原本「只是」引用阿david的話來回應,不是打算評論柴玲啊!可惜的是,他跟著用了私心論、外在勢力論,來「估計」柴玲是受到外在勢力而走佬,順著朋友的思路去構作一個故事,並用「天安門」來作為理據(「只」看過天安門的人應該會同意陳同學的呢 :p),引入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質疑,實在用心良苦(再參練文「種疑」一段)。

其實陳同學是否屬左左右右的「隱形戰機」,根本不必太關心,因為一個懂「獨立理考」(禁不主連環引用陳同學口頭彈,請諒)的人,只會衡量那人言論中「道理成份」,而不會因其「懷疑背景」就論斷對錯。然陳同學一言激起千層浪,粉絲敵人都禁不住連環發表抽水偉論(當可視拙文為與共者),當中反映出的思考成果,卻非如陳同學所願,特顯了大學生高水平的思辯能耐,反而讓人覺察到當中一些讓人憂心的思維傾向,而那若非某同學的專利發明而屬公共資產時,當中的「潛在危險」才應更令人擔心。

氾細節主義是逃避的藉口

重讀陳同學當日的言論(在youtube自己找吧!),第一個問題可稱為「氾細節主義」。判斷需要有事實基礎,無疑!但當證辭、物證如斯豐富之下(要把所有新聞紀錄判斷或推翻為偽證,此途太難,聰明的政府當不會選擇此法),仍執意把討論焦點轉向「要再了解多些」之時,就不過是一種逃循的思維習慣、一種矇混判斷的伎倆。

這種思維模式在學生組織的討論中很常見,口號式的說「要盡力了解每個細節」後才能有公道的判斷,但具體效果卻是擱置爭議和停止判斷。當一個問題,我們認為資料不足、或資料真確性存疑時,我們都會追問「係咪咁架?」、「實情係點?」(這點讀書時遇著老師逼問就最常見),但對於一件事的複雜性及涉及重大原則時,往往人們的反應並非檢討細節、再行判斷,而是選擇逃避判斷(可參考弗洛姆《逃避自由》),這種特性讓人不必承擔抉擇的責任 — 這件事的很複雜,要進入一件事的每一項細節,才能件出恰當判斷云云……這些說法有兩個效果,第一就是不作判斷,第二就是把原本可以很清楚的東西朦糊化。

片面性不應是障礙

「要了解多些才應該作判斷!」這種說法很符合常識,也好像沒有什麼可反駁之處,但想深一層,對一件事情完全的觀照是不可能的,每個判斷也無法避免片面性,那是否等於我們其實根本不能任何作判斷嗎?或者說,判斷就是對某一方、某一立場不公平嗎?

首先要搞清楚,判斷需要資料作為基礎,但基礎不能取代「標準」 — 換個簡單一點的講法,一把尺要有東西才能量其長短,但那些東西不能變成尺寸這些標準。
我們評斷軍隊殺人是錯,是基於的是道德原則,前題是真有其事,但即使我們對其事的真確性有懷疑,也不能倒推說先前的道德原則是錯的。了解細節是為了防止認知上的錯誤,防止無知或自大,但它並不是判斷的標準;判斷的標準是在於道德原則,而不是資料多寡。懷疑論不應成為擱置判斷的理由。

無法避免的片面性不等如所有的判斷都是理由不充份的。片面性是「人的判斷」的局限,但正正是因為吾人觀點有限、才需要作出判斷,以理性去衡量、去負責,成就一種以理為御的負責任判斷;當我們明白自身局限、卻又能為這種局限負起責任作出判斷時,才算是真性的運用恰當地運用理性、彰顯理性存在者的尊嚴(康德語,頗為扭妮,見諒。)

理性並非大曬,尤其是作為口號時

所以當聽到,有同學振振有詞地說「很多悲劇都可以用理性去避免」時,我就會很感慨。我相信,當時在北京的大學生,他們的「理性能力」不會比現今香港的大學生差(若以我輕微的教學經驗言,甚至可以頗為肯定這點。),他們認真、深入去探討問題的熱情,更肯定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今天,我們在這個普遍謨拜理性的社會,我們的同學用所謂理性作為理由,去質疑,本應就是由嚴肅、認真的理性所提出的批判,還進一步挑戰、而不是同情地思考,他們在時代、形勢所作出的決定。

「很多X都可以用Y去避免」,表面似是感概,內裡的邏輯就是否定某些人並沒有用Y(或好好地用Y)去避免X,但X的發生,Y是不是就是最關鍵、最決定性的因素(我也不說是唯一了)己值得存疑,如果我們沒有給出理由說明何以Y是重點,那就不過是提出一種可能性;用可能性語句去作為質疑的理據,不外乎是一種馬後炮邏輯,是明顯欠說服力的。

再進一步,當你放回「理性」一字在Y裡,就會發現現時人們運用這個詞,已經不是以一種工具義,而是以一種價值義來使用 — 理性就是好!(其至可引申至非理性或不以理性為最高價值就有問題。)筆者認這種傾向不知怎的在香港社會特別顯明,君不見每當有爭論出現,河蟹官員就會搬出「我們要理性討論問題、激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金牌,然後大家也就好像「冇野好講」般點頭接受,然而,其實冇沒有人進一步去質疑,到底是否理性就是好?理性是否就等於「冷靜」、「和諧」、甚至「和順」?

是其是非其非,大多口號一堆。不要以為時常掛在口邊,就等於你很理性;不要以為鼓勵「獨立思考」,就已經正在進行獨立思考。獨立思考不等於一個人去思考,更不等於「與主流不同」就是「獨立」 — 就像現時人們理解「獨立電影」一樣。勸人理性思考?被別人拆穿時就加句「要理性分析」,叫人冷靜、不要意氣用事,這些現時很流行地強姦獨立思考和理性的思維,在當權者高官口中令人煩橾,出自大學生口中則讓人擔憂矣。

2009年3月17日星期二

新聞娛樂化有何不可?

2009年3月21日 【明報專訊】
最近電視新聞靜靜掀起一場革命,先出招者首推無線互動新聞台開台、11點新聞改革,然後是天氣小姐跳住帶你跳出香港,再來就是有線推出「成晚都係最前線」,再加通識、中英字幕,和體育主播黃牌警告食螺絲新聞主播……未進入所謂「新聞應否娛樂化」的大辯論之前,觀眾至少已能「享受」到充滿新鮮感的新聞時段。
不過隨之而來自然就是各式各樣的評頭品足,討論天氣小姐的造型身材、體育人的「騎呢」(或許以鬼馬或生鬼形容會較合適),或是新聞女郎的私生活云云,這令本來平淡的新聞界別變成可讓觀眾充分發揮想像力的地方。但對於一些喜歡細細咀嚼新聞的觀眾甚或行家而言,這些配菜反而會令其不欲下嚥,甚或批評為不專業、花招、本末倒置等。
新聞工作者間都喜歡討論「新聞應否娛樂化的問題」,給出的理由可以很不同,但答案卻多是否定的。一般而言,紅褲子出身的「正統派」會認為新聞決勝負的重點在於「專業」,高下標準往往在於速度、準確度、深入程度甚至是批判力,但絕不繫於報道員的外貌、表現手法如此類關乎「形式」的東西。當一旦有人提出「新聞也要娛樂化!」時,誓死反對似乎是免不了的,但在另一方面「新聞娛樂化」似乎是避免不了的大勢,那麼是否只能嗚呼哀哉、嘆一句「新聞專業已死!」,然後繼續做個鬱鬱不歡的隱蔽新聞工作者呢?

關鍵在如何理解「娛樂化」
蔡子強先生早前發表了〈電視新聞的花招與真功夫〉一文,一方面讚揚出色的新聞工作者的「真功夫」,另一方面也憂心忡忡的反問:
「當新聞報道中加入太多類似的娛樂、搞gag以至煽情元素時,這會否影響到報道的專業和認受性呢﹖若想更多人收看,新聞報道是否應該在取材、編採、偵查上,多花資源和心思呢﹖」
他的憂慮一方面顯出一個高質素觀眾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一種心態─娛樂元素在某些位置可能與專業和認受性不相容。
也許,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解「娛樂化」三個字。「新聞娛樂化」和「娛樂新聞化」應是兩碼子的事。新聞娛樂化所指的要以更有趣的方式來報道新聞,而娛樂新聞化則是指以娛樂觀眾為目的去處理新聞議題,兩者在表現上可能會有相似之處,但本質卻不盡相同。後者是以滿足觀眾的獵奇心態為核心,觀眾的要求是最終判別標準,收視率高下決定一切;前者雖然也是以吸引觀眾為目的,然而在思考表達手法之後,並不等於要為一些抽象的「觀眾要求」放棄一些做好新聞的基本原則─迅速、準確、全面、深入地把新聞傳達予觀眾仍然是最高價值的話,那麼「新聞娛樂化」這意念也不見得需要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忌諱。
只要沒有掩蓋或取代某些基本價值,「娛樂化」的新聞甚至有其值得欣賞的地方,報道員用心思考不同的說故事方式、揣摩莊諧並重的表達,那種是一種心思,應值得鼓勵,只是我們都關心過猶不及會造成反效果,被評為「作狀」或「騎呢」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也不會是樂事。不過,觀眾的接受力在慣性收視的陶模下已經有一套標準,改動往往是要冒風險的,但若因為害怕而原地踏步,或是因為一點批評就還原基本步,那實在欠了走在最前的勇氣。

「娛樂化」「不專業」不應畫等號
如果新聞表述娛樂化能做到以情說理時而不濫情煽情、與眾同樂而不致膚淺下俗,那麼新聞娛樂化有何不可?最怕的只是弄虛作假,就好像蔡文提到的《Broadcast News》中的記者一樣,為戲劇效果而扭曲新聞的真實,那到時已不是花招不花招、專業不專業的問題,而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操守問題了。
「娛樂化」不應和「不專業」畫上等號,把娛樂化理解為一種禍害,也許是因為我們香港人常對娛樂有一種自相矛盾的情感─我們一方面覺得娛樂即是「東張西望」(八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的睇多兩眼(有線娛樂台的成功和《蘋果》以聣芝鬧人為A1頭條皆是好例子)。所以當我們嘗試把強調專業自重的新聞包裝得美輪美奐,那就不禁會讓人產生同樣的矛盾情緒,並懷疑某某新聞質素是否正在下降,亦因如此,當權者在推行改革時自然更需步步為營,在娛樂化之餘亦不可破壞新聞的專業形象,以免和香港人的另一種潛意識─專業崇拜─作對。
報道方式是一種「花招」還是「誠意」往往只在一線間,然而創新總有段摸覑石子過河的時候,但若因為一種長期潛在的忌諱而失去敢於求變的勇氣,那於觀眾還是新聞工作者而言也會得不償失;在期待與批評過後,作為一個觀眾所期待的,是無論報道新聞、體育還是天氣的一眾報道員,能重現伍晃榮先生的揮灑自如。